近一年前，药家鑫案带来的一片火气与喧嚣，似乎应该随着药家鑫伏法尘埃落定了。但事情却像是在以此为原点，被置身事中与事外的人，渐渐扩大成一个圆——药家鑫身后，媒体记者探访药家，抽丝剥茧得出的规矩、内向的药家印象，不仅令舆论大哗，也让药父诉药家鑫案原告代理人张显侵犯名誉权案，成为关注焦点。而在受害人张妙家人明确表态“不要赔偿但求死刑”之后，态度却又突然反转，令舆论再起喧嚣。
2011年，药家鑫之父药庆卫曾欲赠送被害人张妙家属20万元被拒。2012年2月7日，张家表示愿意接受20万元赠款，并于8日前往药家索取。张家称现在要钱是因为无法支付张妙母亲的医药费。对此，药庆卫称“20万赠金是借的已归还，对方既已拒绝，我也没有义务再给。”(2月8日《新京报》)
说出口的话，泼出门的水。尽管时隔已有一年，但张妙家人严词拒绝药家赔偿的慷慨表达，依然言犹在耳：“药家鑫父母对我们淡漠无情，但我们还是考虑到对方的未来，我们自愿放弃法院所判给我们的民事赔偿，留给药家鑫父母养老。”“我们想对药家鑫父母说，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!你们应该低下你们高昂的头!”这番话，被很多人解读成张妙家人要求药家鑫必死的理由，当然也是人们反讽药家鑫刺死张妙的原因——农村人其实并不难缠。
最终，药家失去了儿子，张家则不仅失去了女儿，也因拒绝没能获得应得的法治赔偿。这场博弈中，谁都不是赢家。如今，张家因生活困难，重议旧题，而药家则对此表态“对方既已拒绝，我也没有义务再给”，双方各有理由，而围观之力，则再度卷起那扇掀起舆论风暴的蝴蝶之翼。
有多少赔偿可以重来?药父到底该不该把20万赔偿二度践行?很多人认为，既然张家已经明确拒绝“赔偿买命”，那么在药家鑫伏法之后，就不该再讨赔偿。但法律自有法律的判断，严惩凶手与获取法治赔偿，从来都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。张家自可认为拒绝赔偿，就可换来“杀人偿命”，但司法其实已经给出了赔偿与惩凶可兼得的答案。张家贸然放弃法院判给的赔偿，或许获得了舆论赞誉，但也未尝不是一种草莽思维——如今张家因拒绝合理赔偿家庭陷入困难便是反证。而药父主动提出赔偿20万，固然是为了以赔偿换取减罪，但没有张家谅解，无法洗罪，赔偿契约只能就此终止。就此，张家与药家在法治上，理应再无瓜葛。
但张家有底层人拒赔后的经济困境，药家也有契约终止后不再履行合同的理由。双方各有道理，倘若协商不成，司法恐怕只能成为最后诉求。而这件事最让人不能释怀之处，恐怕还并非法治，而是更多民间约定俗成的范畴，比如承诺、信用、道义、情理、救济，这些，远不是一纸法律文书能够解决的问题。
药家鑫案固然会被写进历史，但由药案发散开来的诸多事件，也让人看到，在这场没有赢家的博弈中，让备受伤害的双方找到共同的利益通途，却成为一件越来越艰难的事。对张、药两家而言，用诚心获取善意，用情理道义达成谅解，是需要跨出的艰难一步;而对整个社会而言，如何通过法治、经济、道德等多层面的救济，让双方共赢;如何在这场充满喧嚣的舆论战争中，让人们忘记仇恨、反思暴力，找到善的力量与情理的出口，恐怕更应顺延“有多少赔偿可以重来”的争议，为人们所深思。
